星期一那天是交作业的最后一天，赶在清晨六时许做完，其实算是迟交了，但是由于其他还有一些人没交，所以我才能侥幸过关。没交的人很多是因为不知道要写什么--可能太多东西要写了不知道如何取舍，又或可能脑袋空空，根本就凑不足三千字。而我却是太贪心了，脑袋里有关对华教的一些看法都想写进去，结果根本就不懂该如何起笔将这种种看法串联起来，组织起来。还好，最后终于完成了作业，虽然还有一些觉得满重要的点实在挤不进作业里面而作罢，但最后的“成品”总算差强人意，这一切还多亏以前在新纪元时候写的论文习作，否则怎么可能在短短不到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这4000余字的心得报告呢？
啊，其实还要多亏前阵子协助朋友找回他以前在报章专栏的文章，而发现到许多“有趣”的现象--十多年前的教育部长成了今日的第一把交椅，他当时所推动“宏愿学校”虽然看似胎死腹中，但是，我相信现在的这位总是语出惊人的教育部长一定会让它“借尸还魂”的。其实我总觉得我国的这些政客真的创意不足，变来变去都只是这几种把戏，但可悲的是，我们竟然还常常为了应付这些该死的把戏而疲于奔命。昔时这些政客为了上位可以非常极端或不顾另一类人的想法，今天坐上大位了，却以为能以开明、为全民着想为幌子，粉饰他以前的种种不是。我还发现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尤其是和华教有关的，都还存在至今，十多年如一日，当年讲过的话，今天竟然还很贴切，还可用，难怪当年我们可以在亚洲算是排在前面的国家而今天沦落到和经济刚崛起的国家相提并论的可悲情况！
以下就是我的“呕心沥血”之作：《心得报告之华教，路在何方？》
华教，路在何方？这问题牵涉层面极广，而每个华人子弟都有其应尽之责。笔者尝试从两个角度去粗浅分析此问题，即：当前办华校面对何种问题和挑战，以及华文教育的核心及其特点是什么？
目前办华校我们面对的问题和挑战，若简单分类，可分为两大类，即：一、政府不公平的对待；二、功利的价值观以及对自身文化的迷惘和不认同感。政府对华教不公平的对待其实由来已久：在英殖民统治时期，英殖民政府在十九世纪初并不注重各族人民的教育，到十九世纪末与廿世纪初大力支持英文教育而使其一技独秀，其他民族语文教育则受到歧视。而华文教育也因英殖民政府恐中国共产主义的渗透及原有的反殖传统而从早期的被放任到后来的一再被管制。后来，在独立前，由于受到各族人民反殖斗争的冲击，殖民政府被迫同意以马来文为国语，但又把英巫文同列为官方语文，一面保持英文的崇高地位，一面否定华、印族语文在我国应有的地位，借此分裂各族人民的团结，并也因此造成了之后的官方语文之争。
同时，《1952年教育法令》遂接纳《巴恩报告书》的建议，宣布以英、巫文为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华印文学校，尽管《方吴报告书》强调华教的重要性及主张大力扶助华校的发展。《1952年教育法令》由于经济问题及遭受强烈反对而不能有效执行。后来的《1956年拉萨报告书》可说是一份比较开明的报告书，它强调“本邦的教育政策是要达致一个为全体人民所接受的教育制度。此制度必须符合人民的要求，促进他们本身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达致一个以巫文为国语，同时其他居住於本邦的各种族语文文化的发展也得到维护及扶助的国家”。这种开明的政策得到华裔公民的欢迎。但同时它却也提出了“把各族儿童集合於一个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制度”、“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最终目标”，为最终消灭华、印语文教育埋下了伏线。而之后的教育报告书及教育政策皆贯彻此最终目标，而《1996年教育法令》更将“最终目标”变成“现行目标”。而这一系列的教育报告书及政策促使我国教育史上出现了不据成绩录取的大学固打制、迟迟仍未解决的华印校师荒等怪异现象，也发生了华文中学改制、华文独立中学出现等事件。
其实，我国由巫统为主导的联盟政府以及后来的国阵政府，都是因为受到之前英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影响以及美国学者史谨纳同化理论的影响，甚至是我国马来民族因忧虑自己的民族会消亡，而提出与国家多元化特征背道而驰的语言、文化和教育政策，所实施的是单元化政策，即我国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必须是国语，即马来文(由教育部长豁免使用国语的学校，如国民型中小学除外)。这样的国家语文、教育及文化政策是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与强制同化他族的倾向的，并且是只从单一民族的立场与观点看待与处理语文、教育及文化问题的。
在国家独立前和独立后五十多年的今天，我国华社因意识到“华文教育是马华文化的摇蓝，华文教育的发展是马华文化得以持续成长的必要条件”而进行的长期维护和发展华文教育(亦即维护马华文化)的工作，已经汇成一个争取各民族公平权益，捍卫基本人权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焦点是“多元主义”和“单元主义”的抗争。而在这种种抗争中，好些华教领导人被拘捕甚至被递解出境及吊销公民权，也有许多华校被关闭，但同时，本着各族公民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要求华教被承认为国家建育的一环，为民族语文与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展开不懈的斗争，全国华校教师联合会总会(简称教总)于1951年年底应运而生，而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总会(简称董总)亦于1954年成立。这两大华教机构的确为华教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它们领导的抗争下，《综合学校计划》(1983年)、“华小集会用语事件”(1984年，规定华小集会必须使用国语，即马来语)以及“华小高职事件”(1987年，派不谙华语华文者出任华小校长、副校长等高职)等，获得不同程度的解决。
而这场运动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至今，似乎陷入另一种困境。从90年代开始，外资大量涌入我国刺激了经济成长。为配合经济发展及对族群关系的新认识，国阵政府较灵活地推行了各项较开明及含有包容性的政策，包括在操作华教议题上出现实质的转向，对待华文教育从原本高度政治化，转化为采取表面松绑，而实质变为高度行政化和技术化的策略，其中暗藏不少行政陷阱。所以，这段期间华人传统文化及华教的发展空间看似增加了，政治性论述也降温了，因为国阵政府这种表面上对待华教去政治化的策略，某种程度上拆除了许多华社群众的心理防线，过去华社对当局的怀疑、堤防和警觉开始减缓。但是由于这许多华社群众并未察觉华教的办学难题，包括法令、课程、师资、拨款、迁校建校、语文媒介等，基本上未变，反而转为一连串更为隐蔽、琐碎的行政化事宜，这种以琐细复杂的行政解释说明来掩盖背后的政治动机的手法，已使到董教总的号召与能量也开始受到了考验，群众的注意力被分散了，甚至连华社精英也对运动策略产生了内部争论，可见当局这种手法的调整，影响了华教团体的因应能力。
而到了近几年，尤其是308政治海啸后，除了某些马来政客或不了解华教者偶尔发表一些挑动华社神经的言论外，其实国阵政府尤其是那些官僚犹在继续其根本就是应单元政策而生的“行政偏差”工作项目，而这些潜藏在日常运作下的“行政偏差”更让人措手不及，侵蚀性也更强，因为此等行政面向的事宜，很难激发群众的热情关注，遑论集体的行动了，而华教运动的其中一特点正是群众性。其实，当华教议题行政化之后，一切就变得技术化、程序化、专业化，甚至官僚化，这令董教总无法再以过去的政治语言、民族权益语言来回应官僚或争取群众支持。面对这种行政化的挑战，其实更需要细致的研究分析和公共策略的讨论。
不过，相较于国阵政府不公平的对待，笔者认为华教更大的“敌人”应该是家长以至整个社会的功利价值观，以及孩子对自身文化的迷惘甚至不认同感。国阵政府不公平的对待犹如外敌，而这功利价值观及对本身文化的迷惘则犹如内贼，外敌易察，内贼难防，甚至有时还无奈得和内贼共舞。
华文教育的核心是以母语进行教学，母语教学不仅让华族子弟倍感亲切，容易吸收知识及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籍以母语教育来传承文化的精髓部分。但是，目前华小甚至独中，莫不以成绩挂帅，其中大多数的华小只注重成绩的好坏，忽略了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华小给人的印象是数理很好、有很多补习、很多功课、马来文书写能力还好但是口语能力很不好、教师的工作量和压力都很大等等，上述印象中除了第一项之外，之后的数项应该不算什么正面的评价。华小的教育已经逐渐丢弃了原有中华文化精髓的熏陶，六年级甚至四五年级的道德教育科甚至其他“不重要的科目”早已暗地里被其他考试科目取代了。小六生根本没有被引导重视道德，以致最后有好一些华小生成了刁蛮无礼的一群，更甭说文化传承了。还有，教育应该是德智体群美皆重视的，但是我们的华小这二十多年来都这样“变通”来应付小六检定考试，我们的孩子又怎么看待学习呢？又怎么发自内心地乐学呢？又怎么会不功利呢？而作为整个华教体系的根基--华小现在还常常只为自己在小六检定考试中考到好成绩而沾沾自喜，这真让人忧心。
所以，我们与其担心华小因外力--教育部调派不谙华文教师到华小执教--而变质，不如担心华小本身对教育思想心态上及内涵上的转变--从朴实有礼变成功利主义，因为这样下去，就算全部华小的教师都是华裔教师，华小还不是一样“变质”--名存实亡地“变质”--华小的华语已沦落为没有精神意义的媒介工具了。那么，我们的华教又该怎么继续“运动”下去呢？这样一来，别说当局千方百计削弱华校的自主权，恐怕我们早已将自主权交给功利的价值观，并随之起舞了。
至于独中方面，虽提出教改，但是又有多少所能进行教改呢？再加上我们的孩子在小学阶段即对学习有错误的观念，甚至厌学，要导正这种种情况就非得消耗许多精力及时间了。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同样面对功利价值观的巨大压力。现在有许多华人，对华校的认同除了可以让孩子考到很多A，认为考到很多A就是名校之外，还有认为在华校能较好地学习华文--在中国逐渐崛起的这个当儿，华文的经济价值无疑地就提升了许多。但是，看待自己的母语华文只功利地重视其经济价值，忽视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是很容易变成失根的一群的。我们这些站在教育前线，直接面对家长学生的校长和教师的挑战在于：怎样引导众人尤其是家长的焦点，从功利的成绩表现以及华文的经济价值转移到中华文化的精髓部分，并结合本土文化办出校本课程来。
其实，就如老师在课上所提到的，从华教的精神典范陈嘉庚先生身上我们不仅可学到其倾家兴学的精神，我们更可参考其教育理念来办学，其中包括：五育并重、维持良好学风、注重师资问题、重视学实用及技职教育、具跨文化跨国界的视野等等。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各自学校的历任校长董事长甚至资历深的老师身上找到各校的办学传统，探讨出各校的特色来。就如本校，目前仍保留着当年严元章校长的学术建制，其中包括：教师分科制、成绩分班制（各班因此而进度略异）、工读制度、具体进行美和群的教育--举办课室布置、同乐会等等，并通过研究其《教育论》来逐步实践其理念。
而笔者作为一名独中教师，对整个华社并没有登高一呼即有万人追随的影响力，力量实在微薄，但就如笔者在文首所言，每个华族子弟对华教都有其应尽之责，只要结合其他老师，一起讨论并配合学校的政策，把我们这所独中办好来，甚至办出特色来，让社会大众不仅看到我们的学生能考出很多A，更重要的是从学生的精神面貌能看出他们是马来西亚的华人，甚至是独中生。就如慈济的证严法师在当年实在不能认同当时的医院先要病人缴费才能医病的制度，毅然开医院并办出口碑来，就这样逐渐改变了其他医院这种不合情理的制度。若每所独中都能够这样办出各自的特色，那么，华教无疑是多元的了。
而除了配合学校的政策，笔者作为华文老师，在平日的教学中，不只是进行语言教学，更常常尽可能把一些中华文化的常识以及价值观融入教学活动中。就如学生的学校规定华文科每年必须交两篇阅读报告，学生就设定其中一篇报告的主题为认识新年的意义，要求孩子阅读与新年有关的故事书，并收集和新年有关事物，希望孩子在做这份报告的过程中能自己认识到新年的意义，甚至了解到华人的传统节日都是和所谓的节气有关的，以及认识各种具有传统文化涵义的事物。此外，笔者也将参与学校的地方研究工作，带领孩子一起了解地方上重要的人事物。要怎样让新一代了解自己的文化呢？就是这样带着他们一起去发掘、去体验自己文化中“活”的一面，必要时稍微提点一下，这样孩子就能更认同自己的文化，了解自己的文化更深一点，也就能避免他们盲目地哈日哈韩。
所以，笔者认为要让华教继续发展下去，就诚如老师在课上提出的，我们不仅要学习先贤陈嘉庚等人倾家兴学的办学精神，借鉴前人以群众力量争取权益的经验，更该从先贤陈嘉庚、严元章博士的办学理念中吸取养分，才能更专业、更技巧地应对国阵政府以“行政化”策略包装的单元语言、文化、教育政策，来自其他私立中学、国际学校的竞争，以及来自华社自身的功利价值观和孩子对本身文化的迷惘甚至不认同感。
参考书目：1.《国家文化备忘录》(1983年)附录,（http://www.djz.edu.my/resource/welcome.htm）
2.谢爱萍<社会变迁与华人文化>，林水壕主编《中华文化：发展与变迁》(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1997年3月版)
3.林水壕、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1984年版)
4.林水壕、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 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2月版)
5.谢爱萍<社会变迁与华人文化>，林水壕主编《中华文化：发展与变迁》(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1997年3月版)
6.潘永强<华教议题：从政治化到行政化>，见《东方日报》名家版作者的〈自由深渊〉专栏，2004年7月8日。
其实文中有许多观点都是取自上述书籍的，但由于已经“融”在文中，不太容易分辨出，所以，只列出参考书目。
